文 · 魏倩 图 · 张雷

在已经不将工艺繁复的廊桥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现代社会，木廊桥生存于一个悖论中：越多人去使用和行走，桥受到保护的可能才越大；但与日常生活融在一起，桥意外起火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从这个角度看，不断毁坏和重建，似乎也是木廊桥的必然宿命。但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与重建有关的一切都岌岌可危。

编辑·陈晓

万安桥被焚后遗迹

“桥烧了”

一到龙江溪边，黄闽辉就停住了脚。他背过脸刻意不去看水面，只靠在岸边木栏杆上，抬手指指南边：“就在那儿了，万安桥。”

顺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河床上，五座灰色石砌桥墩自西向东排布，最尽头两墩被半坍的廊屋连接，木料焦黑，表层爆裂，最长一根斜斜伸向水面，如同一道伤疤——2022年8月6日的那场大火后，这些就是这座中国最长木拱廊桥的最后遗迹。

万安桥俗称长桥，因其长度闻名，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镇子也以桥为名。它始建于宋代，在清乾隆、道光两朝均有重建，最后一次复建是在民国21年（1932年），百余年来都是连接两岸长桥、长新两村的必经之地。

民国那次重建，造桥人是黄闽辉的祖父，1954年洪水冲毁了两个桥孔，修缮的主墨桥匠换成他的父亲。8月6日晚，也已成为一名造桥木匠的黄闽辉收到朋友发来的小视频，画面里，一座长桥正在熊熊燃烧，见到熟悉的桥墩和绝无仅有的超长桥幅，他辨认出那是万安桥，“我不信，问他们是不是拍电影特效”，但坏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待黄闽辉从屏南县城匆匆赶回长桥镇，火已灭尽，桥没了。

火灾后仅剩的万安桥桥头

两岸村民都忘不了那个夜晚。今年夏天，福建雨水丰沛，屏南连续下了快两个月雨，8月夜，天气潮热。临近七月半中元节，惯俗夜里少出门，往日喧闹的万安桥上行人不多。长新村村民包贵照惯例在桥廊上坐到8点半，被妻子唤回家。到家后，他发现兜里的半包烟落在了桥边小卖部里，快9点，出门取烟时路过桥头，还见清风徐来，河面平静，他没想到，那会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万安桥。10分钟后，到家刚上床，母亲匆匆从门外赶进来：“你怎么还在这里躺着？快去救火啊，桥烧了！”

火光冲天，岸边都是人。桥北侧的河心小公园里，有人拿着手机拍摄火情，经由互联网，这些视频流传甚广，背景就是四周的哭声。桥南靠近桥墩的石滩上，包贵和几个相熟的村民冲上去扑救掉落的木料，防止它们顺流漂走，越接近桥墩，空气温度越高，人们惊慌退回，呼喊声也越大，之后慢慢转成号啕：“救救我们的桥啊！”

大火向东岸蔓延，万安桥靠长新村一侧有座齐天大圣庙，救火的村民发现桥柱上的消防栓水量不够，马上提桶提盆，冲向大圣庙配建的小厨房的水龙头，浓烟和灼热让人难以靠近，一截一截倒塌的桥面也越发危险，但村民们还是不停在石阶上来回跑，挡不住的人群往桥头赶。这画面让福建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周芬芳想起往事，“2006年夏天屏南大雨，河水暴涨，木桥浮力大，有坍塌危险，上百村民冒雨冲上当地的另外一座桥，为桥体增加重量，打捞上游浮木保护桥墩，呼喊‘桥在人在’……”。

两个月后，透过桥头用铁丝钩上的木板门，还依稀能看出那夜的群情激昂。过年时挂在廊柱上的红灯笼被火燎去一半，桥底最坚固的拱架木显出焦炭特有的裂纹，救火的人们在桥面木板上踏出斑斑黑迹。“火是从下面架子上起的，一烧起来就烧得快极了，不到20分钟，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位黄姓驻村干部回忆，只剩两个桥拱时，一辆带水龙的小消防车赶到，开最大水流对着桥面足足喷了快半个小时，桥上明火才完全熄灭，村民们“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保住了最后一段桥。

我们抵达的那个下午正值闽东山区的深秋，天气清朗，溪水平静。我们在两岸转了又转，在大圣庙里驻足、拍照，但黄闽辉始终远远站在岸边，没再上前。折返路上，他对我低声说起：“不忍看。那个地方有桥和没桥，是完全不一样的……”

放学后，宁德市屏南县岭下村的孩子们经广福桥回家

生活的图腾

屏南到处是“万安桥”。县城道路上，它是挂在招牌上推荐的景点，在饭店里，它是富有意义的包厢名称，进入长桥镇，黄蓝配色的亭状万安桥标识更是随处可见，就连镇政府的围墙也是特殊的桥拱形状。它是地方的图腾。

在闽东山区，廊桥是一种相当流行的桥梁建筑形式。人们在搭在河上的桥面上加盖廊屋，既能遮挡风雨，保护桥面，又能为行人提供落脚乘凉之所。这其中，又以木拱结构廊桥最为特别。它的桥拱造型与《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类似，通过几组圆木的编制排列形成桥拱，增大载荷。截止到2012年，屏南全县保存有61座古代廊桥，木拱结构的15座，其中，全长98.2米的多拱廊桥万安桥无疑是屏南的地标。

包贵今年40岁上下，他记忆里的万安桥是座亲切的桥。每天晚饭后，他都习惯到桥上坐一会儿，抽支烟，和邻居村民们天南海北聊上几个钟头。桥面地势高，又在河中心，一到夏天，水面清风习习，蚊子又飞不高，廊桥上就成了绝佳的避暑场所。廊屋两侧长椅上，往往是男人一群女人一群，孩子们竞相追逐，折返于两岸，脚步声咚咚。有人带着家里的土狗在桥上闲坐，有人早早占好地方，带了薄被小憩，盛夏夜晚，桥上的热闹劲儿往往要到半夜才散。

到白天，万安桥又恢复基础的交通功用。桥两头的长桥村和长新村，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黄闽辉读中学时，每天都要背着书包打桥上过，那也是他记忆里对这座桥最感念的时候。尤其下大雨的日子，孩子们只要走上桥就有了暂时的安全感。当然，对他来说，这种安全感还有另外的来源——桥中心位置的梁上，用墨写着造桥人的名字，那是他的祖父黄象颜。

这是人们谈论万安桥的常见方式。说不出什么具体的故事，但人人都和它相关。这让我想起伊沃·安德里奇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中的描述：“每一座宏伟、实用的建筑物的诞生和存在，以及建造这座建筑物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往往会产生出错综复杂、神秘离奇的戏剧故事。二者的命运是这样交织在一起，使你不会考虑也不可能提出把它们截然分开的问题。”

村民在花桥边洗衣

“万安桥是屏南所有的桥梁里集体记忆保留最多的一座”，周芬芳曾编写过《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一书，对木拱廊桥有很深研究。她向我展示了更多属于万安桥的传统——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村民们常在桥上组织宴会，大家把桌子搬上桥，以往是各家各户出几道菜聚餐，后来变成全村固定的“长桥宴”；五月初五端午节，女人们要身着传统服饰，念着桥经绕桥走上数圈，把肩挑的粽子从桥上抛入溪水，祭祀屈原，祈求平安；八月十五中秋节，桥上又会组织“射箭盘诗会”，两岸的人们把诗句用箭射向对岸，互相唱和。

在为现实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桥梁也是当地人精神生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屏南，大部分桥梁都建在村内水系的末端，即“水尾”位置，意为“防止村庄财气外流”，镇煞驱邪。为此，人们还在桥梁中心位置设立神龛，祭祀观音、真武大帝、临水夫人等神祇，祈祷风调雨顺。桥梁也因此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神交流的空间”，在闽东，每一座桥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奇故事。富有教化意味的传说中，桥也在人们心中拥有了性格。在同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千乘桥边，守桥老人告诉我，当地曾有一户巨富，修桥时不愿筹资，人们在选桥址时就特意避开了他的家宅，桥建好后，这户人家的“风水”被桥“拦住”，从此败落。

而万安桥始终是善良敦厚的。它得名“万安”来自1954年的那次重修。桥快修成之际，一位桥匠从高达十余米的横梁落水，但奇迹般地毫发无伤。人们觉得这桥有神明护佑，于是将原来的“龙江公济桥”改名“万安桥”。黄闽辉告诉我，在此之前，这座桥已经很有“灵气”，当地人传说，桥头的那座大圣庙和老戏台，原本是与桥身相连的，清末的那次修建中，是黄家的造桥祖师卓茂龙堪舆推算后，决定将二者分开。这之后不久就发生地震，桥面垮塌而寺庙得以保全。

在村里的老人们看来，就连这次万安桥被烧也早有“预兆”。8月初，人们在桥上意外发现山里才有的五步蛇，一时间人心惶惶，到桥上纳凉的人也少了一些。后来，这被视为桥梁在暗中庇佑山村的表现。“如果不是那天的毒蛇，等桥烧的时候就会有人受伤了，哎，真是个好桥啊！”住在长桥村水碓旁的一位包姓村民如此推测。

又一个无处闲坐的下午，村民们搬一排椅子坐在镇子里的家门口，谈起逝去的桥，语气仿佛是在讨论一位生前广施福德的亲人。

万安桥边的戏台，是黄家造桥“祖师”卓茂龙仅存的作品

桥的生命

站在桥边，黄闽辉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过去施工队的朋友，来向他问询万安桥的“重修安排”。他有点不耐烦，但语气克制：“这个事情现在还没到我们这一步，需要我们的话再跟你说，好吗？”

自8月万安桥烧毁那晚后，他接到无数类似内容的电话。

这也难怪，自100多年前起，万安桥就与他的家族有了割不断的联系。史料记载，万安桥过去曾是一座“伸臂桥”，还是在1932年重建时，才被改为木拱廊桥，当时的主墨桥匠就是黄闽辉的祖父黄象颜和他的哥哥黄生富，而他们的父亲黄金书曾师承一位被当地人称为“茂龙仙”的桥匠卓茂龙，如今桥头的老戏台就是这位“仙人”最后遗留的作品。

1952年，万安桥西端被大水冲毁两个拱架，1954年屏南市政府出资重修，这次重修的负责人是黄闽辉的父亲黄春财，目前，他是黄氏造桥世家最权威的桥匠，也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在黄闽辉家的老屋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84岁的黄春财，他鹤发童颜，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普通话。黄春财15岁开始和父亲学习造桥，20岁时已经能够独立工作，过去桥匠施工时往往只在门板上描绘大样，整个过程由其一人运筹，而黄春财是当地第一个描绘设计图纸的主墨桥匠。万安桥的第一张图纸，最开始就是被他画在了家里的门帘和床单上。

黄春财画出的万安桥的第一张图纸

黄春财告诉我，万安桥毁的那夜，他正在依照图纸制作这座桥的模型。当上传承人后，他经常受各地博物馆邀请，在家里手工制作桥模，“廊屋还没粘好，他（儿子）就告诉我，桥烧了”。老人的声音少有起伏，听不出情绪变化，但那夜他整晚没睡。

不过，之所以人人都来找黄闽辉问询修桥事宜，还不仅因为他家和万安桥的历史渊源。实际上，从2005年起，黄家人已经多次完成类似重修工作。

2006年6月，刚刚入选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屏南百祥桥意外失火。因为地处偏僻古道，等消防队和附近村民赶到时，这座始建于元朝，一度被称为“东南第二险桥”的木拱廊桥已经只剩两面石制桥墩。重修迫在眉睫。但作为文物，百祥桥的重建面临一个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村民们见重建希望渺茫，干脆在原址上游不远处又重新搭建了一座木拱桥。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肖东等应邀参加是否修复百祥桥的专家论证会，经过反复论证，提出由地方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原址重建百祥桥。

那也是黄闽辉印象尤深的一次修造经历。那时他刚刚师从父亲学习造桥技术，一上来就投入到这个大工程中。百祥桥位于屏南到宁德的“茶盐古道”，悬于两面峡谷之间，枯水期桥面高出水面近30米，交通不便，施工难度大。所有建筑用杉木都得靠拖拉机和摩托车运抵现场。还好清咸丰年间有过一次重修，当时有乡绅在桥西侧置买了一处山坡，栽种杉树480余株，称为“桥林”，立约专供修桥使用，其后每次百祥桥修缮，木料都取自这座山林。前人的先见之明，解决了这次修桥将近50万元的用材购买和运输经费。

黄闽辉告诉我，当时工程进展速度缓慢，按照黄春财绘制的图纸，工人们在河中央搭起施工架，刚刚完成木拱桥最基础的“三节苗”搭建，正赶上上游水电站泄洪，一夜之间所有木料和施工架全被冲走，木材太重抢救不及，大家只好回头重建。这样8点入睡，5点起床，住在桥头山谷一角，修桥时在拱架上与猴子为伴的日子，他们足足过了半年多。等到桥架起拱，举行上梁仪式，尽管山路不便，附近村子里还是有不少乡亲前来庆贺，人们延续传统做法，在桥边竖立桥碑，将捐资修桥者的名字刻在上面，还邀请名家书写桥志、桥联，在桥头起首一句就是：祖上墨绳曾驻足，溪中波浪不惊心。

黄春财认为，有了百祥桥的经验，如今万安桥的重建难度要小得多。比起2011年，如今他们父子拥有了更加娴熟的营造技艺，万安桥的溪流和缓，水面辽阔，施工难度并不算大。对于这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说，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修旧如旧”，依样复刻。

宁德市屏南县漈下村花桥上，村民们闲话家常

2005年前后，福建工程学院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教授姚洪峰开始和他的团队共同测绘闽东木拱廊桥，陆续集纳完成了寿宁、屏南的32座木拱廊桥基础结构测绘。在他的著作《福建贯木拱廊桥》中收录了万安桥的桥面层平面图、桥体拱架系统仰视与俯视图、廊屋梁架仰视与俯视图等关键建筑数据。他告诉我，作为一座依桥面石墩而建的多拱木桥，万安桥的每一个拱跨长度并不一致，最大差异接近10米。同时，由于水面上石墩排列并不完全平行，桥梁东北立面和西南立面的拱跨高度也有差异，换句话说，这是一座“不标准桥”。

“其实不是要修一座桥，而是修五座桥。”黄闽辉总结。他认为，搭建这种长度的多拱木桥，其实就像搭五个完全不同的木桥，重点是如何将其平稳连接，达到桥面的平衡。他引用造桥匠人中的传说，曾经有两个不睦的兄弟分别从两岸向中间建桥，到最后合龙时发现一边高一边低，桥板无法承重，只好拆掉重来。可见，相对一致的工程设计和依靠经验的连接过程，是保证长桥平稳的关窍所在。

讨论中，他还提到一个词：神韵。那也是我在长桥村和村民们聊起桥梁复建时大家常提到的话。村民们同意，如果没有“神韵”，即使建好了新桥，那也不再是“万安桥”了。但到底什么是“神韵”，谁都没法说清。“就是要有那个感觉吧！”包贵评价，“起码不能花里胡哨，要大方，让人一上去就愿意在那儿坐着。”

花桥两岸，晾晒衣物的村民

中午，村民在花桥神龛下方休息

消失的生态

对于另外一些研究者来说，这“神韵”来自比材质、桥拱形状、连接技巧更宽泛的事物。比起恢复一座桥，更重要的是恢复木拱桥的营造技艺和生态。

在黄春财60余年的建桥履历中，最辉煌的只有头尾两段。不到17岁就参加万安桥的重修，他是工地上最年轻的桥匠，桥上主墨就是他的父亲和伯父。在地方传统中，主墨这个词取自木匠作业时常用的“墨斗”，一桥之“主墨”其实就是设计师和施工总负责人。在祖师卓茂龙的年代，主墨往往要承担堪舆、选址、定价、设计、组织施工等工作，是建桥时的灵魂人物。因此他们才有资格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桥中央佛龛对面的横梁上，供后人瞻仰功绩。

修桥时，主墨是绝对的中心。标准设计图纸出现前，一座桥要修成什么样，“图纸”只在主墨的脑子里，他只在施工时在现场给其他人随手画一张侧位的结构图，就连桥面宽度都根据木材粗细和质量随机把握。在村庄里，作为桥约的承建方和靠手艺吃饭的大木工，他们享受着全村的礼遇。在新桥修建完成前最重要的“上梁”仪式上，必须由主墨点烛焚香，敬献河神，他还要手持一只公鸡，在桥头桥尾点过，再带领出资的桥董和全村公认的家庭和睦、父母双全的“好命人”等共同踏上桥面祝祷，最后，那只被称为“师父鸡”的公鸡就留给主墨带回家中。

但在20世纪60年代，修完附近古平县的平湖唐宦桥后，正值壮年的黄春财却发现自己慢慢地无桥可修了。

屏南正在发生变化，长桥也一样。村里的人们慢慢不再种地，转而做起茶树菇生意，黑色的种菇大棚在沿岸搭起，种菇赚了钱，这些钱又推倒了长桥溪边黄泥做成、带“骑马墙”和尖檐顶的民居，代之以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除了万安桥，人们也在溪流上下游两三百米处修起更牢固，也更方便机动车行走的水泥桥。不到涨水的日子，从万安桥上过的人越来越少，它的交通功能打了折扣。

远方，还有更多木拱桥在消失。修建高速公路，修建水库、水电站，有时候是整个村庄的搬迁和重建，那些记忆里的廊桥不见了。据统计，这20年间，宁德全境因自然因素和人工拆毁的木拱桥达50余座。

黄闽辉是黄春财的“老来子”，今年还不到40岁，也因此没有父亲“主墨”辉煌时代的记忆。在他的童年里，父亲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木匠，为了养家，还开办过一家小厂子。从小在外跟着家人东奔西跑，唯一留有印象的是父亲书柜上总是塞着一卷卷图纸，闲暇时摊开，比着尺子画上几笔，母亲就在一旁帮忙照灯、写字。还是到了十几岁，有一次经过万安桥，父亲对他说，这桥是你爷爷造的，“我很吃惊，也觉得很荣耀”。

居民们在桥边晾晒面饼

直到2000年前后，情况慢慢发生改变。周芬芳记得，2003年，当地一位名叫郑道居的政协副主席对古建很有研究，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全县境内的木拱廊桥做了个简单普查，记录宽度、长度、高度等基本情况，还汇总桥边神祇供奉状况和基本营造技术，汇编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一次普查中，他在桥梁上看到黄春财的父亲黄象颜的名字，向身边人问起这位黄氏造桥人是否还在本地居住。至此，已寂寂无名了半生的黄春财才被村民们找出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他多年积攒的造桥图纸和业余时间制作的桥模。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选木拱廊桥营造技艺作为联合国“申遗”项目，成功后，黄春财成为非遗技艺传承人，家族的建桥历史才得以继续传承。

接到父亲叫自己回来学造桥的电话时，黄闽辉还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颗粒混色工作，那时他也刚到父亲初次修桥的年纪，但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全无兴趣。家里人软硬兼施，把他从广州唤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想学，就在工地上当助手，瞎混”，直到有一天桥梁“落架”，黄闽辉呆住了。

闽东木拱廊桥，主要依靠两组以榫卯相接的木杆件相互编织而成。第一组木杆件侧面看有三条边，被称为“三节苗”，第二组则被称为“五节苗”，二者彼此交叉支撑，互相接力，一般而言，在“五节苗”顺利安装后，木件之间会自然成拱，不再需要施工架。这个过程被称为“落架”。

采访中，黄闽辉用15支筷子为我们重现了这个起拱落架的过程。虽然这种简易结构更多取自“汴水虹桥”，不能完全呈现闽东木拱廊桥的修造过程，但在木条一一咬合，彼此承重，在桌面上隆起弧形时，我们还是像所有第一次见识这一技艺的人们一样发出了惊叹声。2009年春节，黄春财带着两个儿子去央视参加节目录制，他们请主持人站在现场制作的桥梁模型上，观众掌声雷动——这一幕被定格在黄家老屋的墙面上，和那些年他们招待的或大或小的来访贵客合影一起，成为这个家庭最珍视的回忆。

为重建百祥桥，黄闽辉曾在山里住了半年多

黄闽辉决定向父亲拜师学艺。像祖父和他的兄长一样，他和哥哥黄闽屏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招募同行，在2005年到2015年间，几乎以每年一座的速度在屏南建起了木拱桥。与有荣焉的当地政府也为他们制造机会，有景区开业，想打造地标，都不约而同选中木拱桥。2007年，棠口乡附近漈头村上游修建水库，村庄面临整体搬迁，村民决定将一座清嘉庆年间的老桥金造桥同时迁走。一家当地景区甚至提出高价购买这座桥，无奈村民反对只好作罢。不过，这也给黄氏父子先后提供了两个机会。他们先是承揽了金造桥异地搬迁的项目，又在景区里设计修建了一座新桥。再接下来就是重建百祥桥，为申遗拍摄纪录片修建十锦桥，为福建省运会在白玉村造景，重现“汴水虹桥”……兄弟二人的技艺逐渐娴熟，黄春财老人也上了年纪。

但每个人都知道，与桥相关的一切仍在消逝。2008年，黄闽辉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河底，肩胛受了伤。他逐渐萌生退意，一度跑到上海去做汽修生意，但一年后为了帮忙建桥“申遗”，他又被家人唤回，从此他负责设计，哥哥负责具体营造，这下他再也没能离开。可是，随着本世纪初屏南的“木拱桥热”渐渐退去，单靠外部力量无法维系造桥技艺的内在生命力，他们兄弟二人日臻成熟的技艺再次没了用武之地。近些年来，他们经常活跃在福建南平市和浙江等地，除了木拱桥，也承接其他房屋、长廊和寺庙的木工活，和家人聚少离多。

除了满墙已经泛黄的照片，黄家的老屋客厅房梁上还挂着“屏南长桥黄氏家族木拱桥技艺传习所”的大红色标牌。见面前，我想象那会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工作室，但走进屋内，这里只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民居，阴雨天气里甚至有点幽暗。最显眼的只有桥——客厅里摆满父子三人建造过的桥的模型，双龙、百祥、金造桥的木质模型用塑料布蒙好，最大的无处安放，只能略显尴尬地骑跨在电视机上方。黄春财刚刚完成的万安桥模型长约两米，气势十足地安放在正厅靠窗的佛龛一侧。卧室里，老人的药瓶旁就是各式各样的图纸，墙上挂着廊桥的照片，床上扔着古桥的展册——这个三年前就无人居住的地方，至今仍是黄春财绘图、做模型的场所，尽管屋里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写字台，每次作业，他都得从屋里找出一块大木板，搭在长条桌上。

这一切都让周芬芳感到遗憾。关于木拱桥营造技术，她更相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提出的“生产性保护”的概念：“要让桥匠不断生产才能掌握技艺，只有不停创造条件，他们的技艺才能得到成长。”但当再次无桥可建时，当年许多趁着“拱桥热”起来的建筑团队只能依靠到处表演“木棍搭桥”赚取收益。

其实，木拱桥修建技艺并非不传之秘，只是具体营造中，有许多需要仰赖长期经验的地方，非口传心授不能明白。但新的出资人、新的使用者和应用方式，也为木拱桥建造带来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建筑“规则”。黄闽辉告诉我，这些年也有很多公司承揽附近县里的木拱桥梁搭建工程，有时候桥快修完，发现“落不了架”，只能加装铁钉铁夹，维持桥梁稳定。“这样的桥受力有问题，到后期会越来越下沉”，还有团队依照图纸建桥，把两端建到了河床上，最终桥体成型，河水不得不跟着改道。

每到这时，黄闽辉总会想起父亲提过的那些古人修桥时流传下来的神奇故事：曾有一位会堪舆的主墨对桥匠们心怀不满，在桥上设置机关，结果桥要完工时两头死活对不上；有时候桥董给的银资超过造桥所需，桥匠就会在梁上留好口子，把钱留在桥上，用作未来修缮基金，于是旧时经常有穷途末路的人，拿竹竿在桥上到处敲打，希望能找到这笔巨资；还有那根神奇的被砍伐后就不被允许放在矮檐下的主梁，那些给苦思冥想的造桥者托梦的神仙，那只自己从来没尝过滋味的大公鸡……可如今，困扰着他的是和桥相关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民宿、水电站、高速路。

如今，棠口村的千乘桥是屏南县“百（祥）、千（乘）、万（安）”闽东北廊桥中硕果仅存的一座

守护廊桥

临行的下午，在被焚重修的百祥桥上，我们被一行字逗乐了。桥正中央的神龛被两扇不锈钢门锁了起来，上面贴一行红色大字：严禁点香烛，神位不在此，求财必输定——这是来自民间的狡黠智慧。

自万安桥被焚后，当地不少桥梁都加派了看桥人，最古老的千乘桥甚至请人24小时看守，严禁烟火，10月初，他们将桥中央的五显灵官神位移到了桥头，我们到时，新砌好的神龛上刚贴的对联墨迹未干。百祥桥的两位看桥人则是附近白洋村的妇女，三个月来，她们每天要走上近1000米山路，在桥上看守到日落时分。

宁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缪小龙曾对闽浙木拱廊桥防火情况做过研究，根据他收集到的数据，1949年到1999年间，宁德市境内因火患毁掉的古廊桥共计6座，其中人为失火5座，山火烧毁1座。从消防角度分析，他将木拱廊桥的结构形式称为“一个木材堆柴而成的木垛”，燃烧时木材之间发生交叉辐射，增大燃烧速率，而廊桥修造中采用的主要原料杉木又是一种耐火等级很低的材料，根据现有国家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划分，大多木拱廊桥耐火等级为最低的4级。廊桥长期使用，内部结构粉化风干，一旦起火容易产生“轰燃”，形成立体猛烈燃烧，很难扑灭。

周芬芳告诉我，因为廊桥的特殊性质，当地居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防火习惯，古时的造桥者往往还要在桥外立碑，告诫子孙，要求“一禁两边桥头不许堆积粪草沟土秽物”“一禁夜间往来火把不许火炭坠落桥内”。现在人们到桥上抽烟聊天，手里往往要拎一只水桶，及时熄灭烟头，端午节走桥时，妇女队伍外侧还会有专门举着扫帚的男士，负责扑灭燃香时冒出的火星。这些设计彼此相连，有时会构成周密的民间防火自治系统，在前文提到的百祥桥“桥林”里，村民们依托桥山捐谷放贷，为看桥防火人提供午餐。

座落在“茶盐古道”上的“东南险桥”百祥桥

但在已经不将工艺繁复的廊桥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现代社会，木廊桥仍然生存于一个悖论中：越多人去使用和行走，桥受到保护的可能才越大；但与日常生活融在一起，桥意外起火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就像2006年的百祥桥，过去地处宁屏官道，是附近两个乡6个村一万多名居民的必经之路，但公路修好，官道逐渐废弃后，它就不幸毁于火中。缪小龙汇总的浙南闽东近年来几次廊桥失火，也大都发生在相对偏僻的桥体上，或是成人纵火，或是祭祀失火、电线短路，因为发现不及时，道路不畅，无法及时扑灭。

而万安桥则是一个反例。虽然起火原因尚未查明，但它“离世”前在种种生活场景中的运用，让它更可能暴露于有意无意的火源中。总的来说，木廊桥真像是大自然的造物，源自山林，又归于山林。

从这个角度看，不断毁坏和重建，似乎也是廊桥的必然宿命。就像万安桥自宋代始建起，历史上曾经历4次毁坏重建，不停遭遇盗火、洪水，但每次桥消失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一座桥。

2005年修建水库，金造桥被整体搬迁到了村外

姚洪峰是这方面的乐观主义者。2011年，他和团队刚刚完成测绘半年，武夷山的余庆桥就遭焚毁。之后桥梁重建，当初测绘留下的原始数据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意识到，“其实在古代，对桥梁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重建，烧了以后重新再建，当然那时桥并不是文物了，只是村民出来生产生活交通的实用品。有时候，巨大的自然力量是我们怎么都防不住的，除了日常保护，现代人能做的，是努力把属于古人的记忆抢救下来，尽可能少地去扰动它，把技术传承下来，以期重建”。

那天站在百祥桥边，我问黄闽辉当年在此修桥时的感觉，他手拍石栏，慢慢说：“你看这个栏杆，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在这里做过。怎么讲呢，当你把木头放在对的位置，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和500年前的人们对话。”上百年的茶盐古道上，峡谷中山风吹来，吹起他拉链坏掉的皱褶羽绒服，这个满脸胡茬的40岁男人眼里有了光。

（参考资料：《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周芬芳、陆则起、苏旭东著；《试论屏南木拱廊桥的文化生态保护》，甘久航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刘妍著）

（源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