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第一所大学究竟设在何处?<br/>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2002年9月28日《天津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重要新闻,披露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实:天津大学近日发现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光绪皇帝奏折和清光绪皇帝的批复。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充分说明,北洋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至此,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的争论宣告结束。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关于批准设立高等学府的政府性文件。<br/> 北洋大学堂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在洋枪洋炮的开导下,特别是受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再加上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和身处逆境的不满,促使他寻找一条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北洋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br/> 盛宣怀,这位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是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他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2年盛宣怀上任津海关道后,就开始筹备办学。三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创建,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br/>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他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出任总教习。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的丁家立,由于对西方大学的熟知,再加上他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盛宣怀对他倍加赏识。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br/> 创建之初,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br/> 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br/> 学生来源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北洋大学从188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br/>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p><p><br/>盛宣怀<br/>作为中国第一代实业救国的教育家,率先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并于1895年主持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北洋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进而奠定了天津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源地的历史地位。盛宣怀先生倾其心力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伟大宏图,于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他积极倡导“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开辟了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进西式教育内容和思维的新领地,创立了先进的办学思想,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p><p><br/>丁家立<br/>(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美籍著名教育家,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城,是英国血统的美国人,美国公理会教士、外交官。1878年,丁家立在美国达特茅斯(Dartmouth)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后,进入欧柏林大学研究院,1879年获神学硕士。光绪八年(1882年)来华,在山西省太谷传教,他曾力劝当地富绅捐资兴学,但收效不大。失望之际,又值其妻罹病赴天津医治,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辞去教会职务,以学者身份来天津从事文化活动,就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并在天津租房开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时,丁家立还兼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1895年被聘任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第一任总教习,时伍廷芳任该学堂头等学堂总办,蔡绍基为二等学堂总办。<br/> 1896年丁家立兼任留美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堂易名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仍就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丁家立一度兼任所谓“天津都统衙门”汉文秘书,办理一切外交事务;后又兼任保定学堂总教习。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天津中西学堂旧址被德军占领,校舍受损,丁家立亲赴柏林与德国政府交涉,获五万两海关银的赔偿金,以此款建筑北洋大学在西沽武库的校舍。三十二年(1906年),辞去北洋大学总教习职,1908年离开天津。<br/> 丁家立在北洋大学任教时,课程仿照美国著名大学标准,教学方法重质不重量,凡毕业生皆可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1908年,达特茅斯大学授予丁家立法律名誉博士。此后,丁家立还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汉务参赞,民国十年(1921年)退休回美,193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去世,终年73岁。</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