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多了，管得了吗？

三川一泉

<>这是2001年发的一篇文章.</P>
<>这次国务院将公布1000出头这个数量的文保单位,比以往的几批都多出许多</P>
<>相信大家读了下面这篇文章会有进一步的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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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主页 &gt;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gt; 第三版 人文视窗 </TD>
<TD align=right>2001年07月27日 </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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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FontMax><BR><B>“国保”：多了，管得了吗？（关心）</B><BR>——专家解读“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BR><BR><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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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align=middle><IMG src="http://www.people.com.cn/media/20010727/116521.jpg"> </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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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皖南黟县西递村“大夫第”彩楼 </TD></TR></TABLE></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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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F11>    本报记者  姜泓冰<BR><BR>　　7月16日，国务院公布中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518处，还有23处是与已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回顾一下前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更会对这份名单的长度有所了解：1961年，第一批名单上列有180处保护单位；1982年，第二批是62处；1988年，第三批是258处；1996年，第四批是250处。第五批的数量相当于前4批总和的3／4。<BR>    “国保”单位剧增的原因何在？专家评审标准是什么？都增加了哪些内容？对于文物保护和地方的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BR>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文物局的两位专家：谢辰生，原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柴晓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文物处副处长。<BR>    四百分之一：“国保”还是太少了。我们是“文物大国”，还不是“文保大国”<BR>    记者：从第一批的180处到第五批的51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似乎并无固定周期和数量限定。第五批数量怎么会骤然增加？“国保”一下子达到1268处，是不是太多了？<BR>    柴晓明：第五批国保名单确定工作从1998年就开始做了，是从各地推荐的112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选择出来的。数量多于历次。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提高地方知名度及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目的，社会各界要求尽可能多地公布国保单位的呼声很高，这次公布的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BR>    国保单位还是太少。发达国家不去说，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越南文化部公布的指定保护单位有3000处，埃及国家直管的文物单位有2万多处，印度也有几万处。经普查，我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有近40万处，40万分之1268，还是个很小的比例。与国外同行交流，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说国保的数量，而是笼统地谈县、省和全国各级受保护单位的总数目。<BR>    谢辰生：1961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审批第一批国保单位名单时，陈毅副总理一听到我们才报了180处，即刻站起来，说：“我们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怎么只有180处国保单位？太少了。”经过有关人员的一番解释：摸清家底需要时间，还会有第二、第三批，而且还有更多县、省级保护单位等等，会议才重新开始。<BR>    经过“文化大革命”，公布国保单位的工作中断了。但是经动乱的“检验”，已公布的国保单位基本上得到了保护，证明是一种很好的文物保护措施。“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很快公布了第二批的62处，同时着手第三、第四批的准备工作。但至今，这个数字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文物大国”，但还算不上是“文保大国”。<BR>    古民居和近现代史迹大大增加，还有“另类”的手工作坊，“国保”品类更全了<BR>    记者：第五批国保名单，比起以往的，在古民居建筑和近现代史迹等方面都有较大增长。华东地区的退思园、藕园、水绘园、西泠印社、小莲庄等知名旅游景点都在列，光是皖南一带的古民居建筑就有安徽黄山市的程氏三宅和呈坎村、黟县宏村和西递、泾县查济、歙县渔梁坝等多处被收录。这是否代表着当前文物评审标准的某种发展和变化？<BR>    柴晓明：第五批名单与以往相比，还是同大于异，是以往文物保护工作的继续和提高。古遗址、古墓葬等类别中，绝大多数单位是在上批国保单位公布之后新的考古发现成果。<BR>    （记者：以华东地区为例，就有安徽濉溪的柳孜运河码头唐至宋遗址、江西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绍兴印山春秋战国时期越王陵、上海福泉山遗址等等。）<BR>    柴晓明：增加的不只是大量的古民居，还有像福建连城的四堡书坊、浙江温州的四连碓造、四川的水进街酒坊遗址等将有形文物和无形的传统手工艺结合在一起的作坊，无以名之，暂列“其它”类。以往对其价值认识不足，而且顾虑到其仍在使用和改造失真的可能性而不敢列入。这些文物的列入，使得国保文物品类更加全面了。<BR>    谢辰生：对于古民居建筑，评审专家们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在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改造中，有不少历史街区和名镇遭到了破坏，却无法可治。比如，浙江定海本是纪念鸦片战争的历史名城，前几年被夷为废墟，建起了“新城”。江苏周庄是保护较好的江南水乡，却有一条公路将穿镇而过，大大损害其旧貌。在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法规出台前，先将这类历史街区列入国保保护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也许是权宜之计，却十分必要。<BR>    记者：前三批名单上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类，变成了现在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早期建筑、青岛八大关、南京原国民政府旧址等，都列入其中，数量不少。种种变化的背后，恐怕是我们的历史观和文物观在变化吧？<BR>    谢辰生：对于年代久远的文物，我们都能认识到其珍贵性。但近现代文物的价值，以往常受忽视，因而它遭受的破坏和实际数量也最大。一个类别名称的变更，体现了我们在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方面的进步。<BR>    文物受损更多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想赚钱，甚至是“花钱搞破坏”<BR>    记者：近些年来，到文物保护单位采访，常能听到叹“保护经费不足”之类的苦经。国家文物局手里的钱本就不多，国保单位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管理方面的问题岂不是越来越严重？<BR>    柴晓明：国家对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投入其实一直在增加。“九五”期间是1亿多元，“十五”是2亿元。和实际需要相比，当然还大大不足。但列入“国保”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政府拨款，文物保护经费主要应由地方政府负担，国家文物局的经费是“救命钱”，只用于对一些列入国保的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保护和修复，不存在僧多粥少的问题。倒是列入国保之后，提高了知名度，一些文物古迹会进一步引来各方重视，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并吸引社会各界共同投资保护。<BR>    谢辰生：对于文物保护，钱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古建筑未必总要修缮。关键还是人们的认识。<BR>    现在的文物受损更多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想赚钱，甚至是花钱搞破坏。曲阜水洗“三孔”文物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物遗址是一种无价的经济资源，可以成为发展旅游业的依托。但文物是专业性很强的特殊行业，管理者必须有相当的专业和管理水平。文物保护单位也不是一般的资产，因为它不可再生，更多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一股脑纳入所谓市场经济。用文物遗址发展旅游，必须以保护为前提。因为它们是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遗产，不可再生。<BR>    记者：多一道“全国重点保护”护身符的文物，是40万件文物中的珍品和幸运儿。但是，连入了第一批名单的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曲阜孔林等著名文物也一样受着天灾人祸的困扰，看来国保也不能让人放下心来。<BR>    谢辰生：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城市建设，急功近利的文物开发和消费观念，极度猖狂的盗墓和文物走私活动，还有像荆门、西安等地的文物管理人员监守自盗的腐败现象等等，90年代以来，文物简直是在经历浩劫。作为文物工作者，看到、听到的破坏文物现象太多，我们何时能够真正走上法制轨道，实在不敢太乐观。<BR>    柴晓明：很多地方政府申报国保单位，还是为了祖先留下的历史遗产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扬下去，为拥有一处“国宝”而自豪。这种认识的提高和一套适应当代社会的文物开放管理体制的建立，才能使忽视乃至破坏文物的现象减少并最终杜绝。<BR>    （记者：忧心忡忡，是多数文物工作者共同的感受。只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多文物古迹挂上国保护身符，所有的文物古迹都能免罹人祸吧。）<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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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杭州西泠印社内的印学博物馆 </TD></TR></TABLE></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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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FontMed>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1年07月27日第三版)</TD></TR></TABLE></TD></TR></TABLE>

无衣

<FONT color=#e61a1a size=3><STRONG>“文物受损更多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想赚钱，甚至是“花钱搞破坏”<BR></STRONG></FONT><BR>